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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智库: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十大预测
发布时间:202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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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F·韦克斯勒,大西洋理事会中东项目高级主任。曾在美国政府担任负责特种作战和反恐事务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

  华盛顿经验丰富的外交政策观察家们早已学会从不公开做出预测。世界充满太多不确定性,一旦预测失准,个人声誉将面临巨大风险。

  明智的做法显然是静待事件发生,再宣称自己早已预见。在涉及开战决策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然而,肩负政策制定重任的人们却不得不做出预测,以指导其政策方向。因此,尽管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顾问无疑正在试图评估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面对正在中东地区集结的“庞大舰队”时将采取何种行动,而伊朗领导人也在进行同样的评估。

  在极少数情况下,政策制定者有幸获得能够提供可靠答案的硬性情报。然而更多时候,他们是在做出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但本质上仍属主观的判断——而这些判断可以从政府外部的可信视角中获得有益参考。

  因此,经验丰富的外交政策观察者若保留自己的预测,实则是对政策制定者的一种失职。所以,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可能性日益增大,我在此提出十项预测。鉴于并非所有预测都具有同等价值,我还对每项预测的置信度进行了粗略评估。

  过去一年半间,伊朗政权实力急剧衰退:以色列在黎巴嫩成功实施军事行动并打击了伊朗战略防空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倒台;为期十二天的战争以美国空袭伊朗告终;伊朗经济持续崩坏,全国性抗议仅能通过得以平息。

  在这一根本性改变的战略环境下,当前协议的最低可接受要求必须包含伊朗作出零铀浓缩的坚定承诺。

  然而,我并未看到该政权有能力作出此让步的任何迹象,更遑论在其远程精确武器库或非国家代理人网络问题上作出妥协——即便特朗普愿意以全面解除制裁作为交换条件。

  伊朗外交官便成功地将焦点从转移到了一个更为熟悉且得心应手的话题:伊朗核计划。随后,这些外交官又忙于通过拖延战术来拉长谈判进程。

  特朗普一直强调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并在过去表现出对细节的灵活性。例如,他在首个任期内接受一份相对宽松协议的可能性相当高。

  倘若哈梅内伊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能更准确地把握其行事风格,这位伊朗领导人本可提议撕毁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达成的协议,转而让特朗普签署一份更优协议——类似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对特朗普采取的更精明策略。特朗普很可能会接受这样的提议,甚至不惜否决其阵营中更强硬顾问的意见。

  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鉴于他排挤并公开谴责了诸多第一任期内的对伊人士,甚至取消了伊朗试图暗杀对象的安全保护,其接受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很高。去年四月,政府甚至释放信号称特朗普愿意接受简化版《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然而德黑兰方面仍在拖延谈判进程。尽管特朗普急于寻找可接受的战争退路,并可能接受在我看来难以容忍的条款,但就连这样的机会窗口也未必存在。

  鉴于伊朗方面拖延的负面经历以及伊朗战略环境的根本性改变,特朗普很可能不再愿意接受一份明显薄弱的协议。但考虑到他此前多次表现出的倾向,以及持续暗示美国可能调整目标、允许伊朗保留部分国内铀浓缩活动的种种迹象,我对这一结论只能持审慎态度。

  3. 若特朗普表现出愿意接受一份软弱协议,内塔尼亚胡将先发制人打击伊朗 (高度)

  去年六月,当许多人认为美国和伊朗正朝着达成一项甚至可能比奥巴马时期协议更弱的新核协议迈进时,以色列通过打击伊朗先发制人。

  特朗普并未对以色列亮起红灯,尽管他最初试图让美国与以色列的打击行动保持距离,但最终仍决定下令美军打击伊朗关键——这一决定我事先曾予以鼓励,事后亦表示赞赏。

  鉴于以色列对伊朗的战术成功以及促使特朗普政策彻底转向的战略胜利,若我上述第二个预测有误,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很可能会试图复制这一策略——尤其是在以色列大选年这一背景下。

  当然,特朗普及其顾问团队很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更让我确信之前的判断:特朗普最终不会接受一份软弱无力的协议。

  或者,美国可以向内塔尼亚胡发出明确的红灯信号,阻止其采取此类行动。但鉴于特朗普以往倾向于模棱两可的态度,我无法确信他会这样做。

  即便他这么做了,面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内塔尼亚胡也很可能将国内政治地位置于与特朗普的关系之上。

  4. 特朗普将面临三种战略选择:“强制实施”、“削弱”或“清除”(高度)

  我虽未得见近日呈递总统的文件,但若我仍身处国家安全委员会或五角大楼,我会整理出三套基本行动方案供总统考量。

  第一套方案名为执法行动,将针对伊朗国家安全部队中对抗议者实施的核心部门,对其全国范围内的建筑及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该行动将特别锁定革命卫队及其巴斯基民兵组织。预计整个行动仅持续一至两晚,与这些部队已造成的数千人伤亡相比,预计伤亡规模较为有限。

  其次,“削弱”行动将扩大打击目标范围,涵盖对地区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最直接威胁的政权资产,特别是伊朗剩余的核基础设施及其导弹、火箭和无人机部署、库存及配套工业体系。这类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间将显著延长,且很可能需要配合一项可信的威慑策略——即每六到九个月在伊朗重建导弹库存时重复实施打击。

  第三,“清除”行动将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旨在斩首政权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短期内瓦解其有效指挥控制部队的能力,并打击与政权伊朗人民及其统治合法性相关的象征性目标。

  “清除”方案可能承认,伊朗或其他地区的历史鲜有仅靠空袭实现政权更迭的先例,但即便如此,我无法想象有任何提交给总统的选项会包含美国常规地面部队。

  然而,该方案的支持者会辩称,即使政权没有垮台,其遭受的重创也将使其无法构成直接威胁,并可能开启其他机遇窗口——类似于以色列对取得的战果。

  尽管这三种方案会分别提出,但特朗普和他的许多前任一样,也有能力对这三种方案中的具体目标组合采取点菜式处理,根据自身需要混合搭配。

  5. 特朗普将选择第一种方案,即强制执行(低度)

  特朗普不幸陷入了自己设下的陷阱。与2019年那次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他(正确地)拒绝了五角大楼为报复伊朗军队击落美国无人机而制定的打击方案,而这次特朗普划出的红线却被伊朗政权公然践踏。

  他公开鼓动抗议活动,甚至承诺美国 援助即将到来 ,却在者遭时袖手旁观。这令人联想到美国在1956年对匈牙利与1991年对伊拉克的行径——那分别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与乔治·H·W·布什执政时期的污点。

  特朗普曾嘲讽奥巴马2013年拒绝在叙利亚执行自己划定的红线(该事件成为奥巴马政府执政低谷),随后却在2017和2018年亲自自豪地执行了奥巴马的红线政策。

  此外,特朗普集结的军事力量不可能无限期驻留原地。若他下令撤军而未采取任何打击行动或达成协议,包括德黑兰在内的多方将视此为美国尴尬的撤退。特朗普决意避免被视为比奥巴马软弱。因此,我预测他将选择发动打击。

  然而,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位曾与特朗普共事、多年来讨论过与伊朗潜在冲突可能性的专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特朗普并不希望这场战争发生。他有充分的理由极度担忧局势可能升级的方向。

  正因如此,如果哈梅内伊不愿提出足够有力的协议以阻止美国的打击,而特朗普现在也不愿接受更弱的协议,那么我认为他会选择最不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的选项。

  在三个选项中,那便是强制执行。从他的视角看,此举可能还有一个额外好处:将公众讨论的焦点重新转向抗议活动,而非他在核问题谈判上的失利。

  若选择强制执行方案,特朗普几乎必然会无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建议选项——我推测该选项很可能是削弱打击。

  我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若不借此确立美国在感到威胁时保留打击伊朗导弹权利的先例将错失良机,但特朗普很可能不会认同这种考量。同样令我意外的是,在强制执行框架下,特朗普竟会允许以色列公开参与此次军事行动。

  然而,我对这一预测的信心程度并不高。尽管特朗普在长期内表现出一贯性,因而具有可预测性,但事实证明,在面对即时决策时,他往往会冲动行事,从而变得难以捉摸。

  例如,2020年初的情况便是如此:特朗普迅速选择了军方呈报的最具攻击性的选项,下令击杀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此举令其部分高级顾问感到意外。

  尽管许多评论员最初预测这一行动将导致最坏的结果,但最终证明,这一决定竟成为他首个任期内最具战略效益的举措之一。

  假设我上述的第五个预测成立,伊朗政权将不得不决定如何回应。德黑兰若完全不作出反应将是史无前例的;该政权通常会根据其自身分析,采取看似对等的方式进行回应。

  因此,如果哈梅内伊认识到特朗普的打击仅限于维护其红线,并且他确信特朗普希望在一轮交火后结束对抗,那么他的回应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这种策略的一个例证是去年其部队对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进行的象征性 袭击 ,以回应美国对伊朗核计划的打击。

  当时,这种回应旨在缓和直接冲突,同时让伊朗得以宣称其发射的导弹数量与美国使用的炸弹数量相当。当然,这一次伊朗的策划者不会完全重复之前的回应。因此,美国国防规划者应预见到针对不同目标的象征性攻击,例如美国航空母舰或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总部。

  鉴于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力量的规模,伊朗若选择除象征性攻击外的任何方式都将是愚蠢或自取灭亡。因此这一预测看似显而易见。

  然而,我对该预测的信心并不高,因为伊朗领导人近期做出了尤其拙劣的决策——最明显的是他们曾两次愚蠢地选择用数百枚导弹直接袭击以色列,这直接导致了伊朗当前所处的弱势地位。

  由此可见,伊朗领导人很可能再次未能认清当前面临的危险,从而从他们的视角出发酿成又一次灾难性的误判。

  部分伊朗观察人士更进一步指出,八十六岁的哈梅内伊宁愿以殉道者而非失败者的形象被后世铭记。我从不认为伊朗的神权体制在结构上必然催生非理性决策,但近年来对其决策质量的担忧已显著加剧。

  7. 若哈梅内伊误判形势,特朗普将升级至削弱行动——但他会愿意提前结束军事行动(高度)

  在美国发动袭击后,伊朗非但不会采取行动缓和冲突,反而可能升级攻击,超越象征性报复。例如,此类攻击可能导致美军伤亡。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特朗普将被迫采取相应升级措施。对特朗普而言,最简便的应对方式将是下令启动削弱行动。在此情形下,以色列也可能被允许加入该行动。

  话虽如此,我认为特朗普会像去年六月那样行事。一旦他判断伊朗已从其升级路径上被威慑住,他将急于提前结束美国的军事行动,远未达到原定持续时间。

  不过,与上次所犯错误不同,我希望特朗普会要求伊朗承诺立即举行直接谈判,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代价。

  我们绝不能落入这样的陷阱——去批评那些决定优先保全自己的被压迫人民。然而,我认为外交政策分析人士有一个令人遗憾的记录,即总是低估被压迫者反抗统治者的意愿,以及那些甘冒生命危险支持革命者的勇气。

  这一点在中东地区尤为明显,美国分析人士曾一次次感到意外——无论是四十七年前的伊朗革命和十五年前的阿拉伯之春 ,还是2011年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的下台以及2024年阿萨德政权的垮台。

  我担心,当前一些美国分析人士正在重蹈覆辙,低估伊朗人民的决心——尽管对反对哈梅内伊的人来说威胁迫在眉睫。

  近年来,伊朗民众已多次表明,他们几乎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表达普遍存在的反对情绪。一月初,伊朗民众确实响应了特朗普走上街头的号召,但其承诺的支持却化为泡影。

  然而,下一次他们将不再听信言辞,而是对特朗普的实际行动作出反应,并因意识到美国确实部署了保护他们的力量而备受鼓舞。

  若真如此,这很可能成为整个对峙的转折点。我毫不怀疑民众会以此视角看待局势,并抓住这四十六年来摆脱该政权的最佳时机。

  当然,如果伊朗民众再次大规模起义,政权必将评估这些抗议活动为生存威胁。这一判断将是准确的。因此可以预见,伊朗安全部队将以与以往完全相同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

  根据这些连续预测所描绘的情景,特朗普将面临一项决定其第二任期政治遗产的挑战。

  他公开为美国划下红线以阻止敌对行为,并在对方无视警告越线后实施惩罚——然而同一对手却再次跨越了同一红线。几乎没有什么情景比这更能损害美国的信誉。届时总统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

  此时,美国与伊朗将陷入一场双方都清醒认知为生死存亡的战争:对德黑兰而言,关乎政权存续;对华盛顿而言,关乎其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信誉。

  军事结局难以预料,因为在急剧升级的最初阶段,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作战与战术能力。

  若美军迅速摧毁伊朗大部分境外军力投射能力,并在以色列协助下对政权领导层实施斩首行动,这将为伊朗人民创造改变政权的机遇窗口。

  反之,若伊朗政权得以调动其主力部队,则可能将矛头指向任何能迫使美国停止军事行动的目标——包括袭击美军部队、海上航运以及以色列等地平民聚居区,意图耗尽美以联合防御体系的拦截弹药储备。

  以色列似乎已采取先发制人行动,通过清除其认定将参与指挥反击的关键人员来削弱这一威胁。

  伊朗即便取得个别战术成功,也可能产生巨大的战略影响。例如,一枚火箭击中迪拜市中心的一栋高楼,就可能在多年内损害阿联酋的经济模式。外国高管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已证明他们愿意逃离该国,而如果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命而不仅仅是钱包受到威胁,可能会有更多人选择离开。

  同样,当伊朗在2019年被认定对阿布盖格和胡赖斯石油加工设施的袭击负责时,它似乎故意瞄准了易于替换的部件,从而限制了对全球市场的经济影响。

  如果伊朗转而瞄准那些它知道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替换的部件,那么结果可能会更具破坏性。鉴于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价格中的独特作用,美国将立即感受到这种影响。

  预测这种对抗的政治后果则更为困难。我接触的大多数专家认为,伊朗政权更迭最可能的结果是建立一个非神权但坚定反美的革命卫队斯坦政府。

  但其他可能性同样存在:有专家预测伊朗中央政府崩溃将引发内战,多方外部势力会支持不同内部派系,其中部分势力按民族界线割据;部分伊朗观察家预计现政权将以某种形式存续;

  另有观点预见君主制复辟与礼萨·巴列维的回归;还有人期待现称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崛起。然而,几乎没有任何专家乐观到能描绘出伊朗通向西方民主的清晰路径。

  我认为任何此类预测都是徒劳之举。毕竟,没人曾预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会以一小群布尔什维克接管俄国告终。在全面战争爆发后,我们目前无法预知伊朗将由哪个派系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