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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形与无形的桥梁奋斗一生的大师
发布时间:2026-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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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以升(1896—1989),字唐臣,江苏镇江人。他主持设计并组织修建的钱塘江铁路公路两用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里程碑。这座桥设计寿命50年,然而74年无大修;设计时速20公里,而动车时速120公里,汽车百公里,至今仍在超期、超限、超载服役。

  儿时的茅以升,一叶扁舟辞别故乡镇江,来到南京求学。有一年端午节,秦淮河赛龙舟,观者挤坍文德桥,溺死多人。时在南京思益学堂读书的茅以升闻之,心中萌生建桥之愿。

  1911 年,茅以升考入唐山路矿学堂预科。同年秋,辛亥革命席卷华夏,不少同学投笔从戎,血气方刚的茅以升在教室再也坐不住了。1912 年秋,孙中山先生到唐山路矿学堂发表演说。他告诫同学们:中国革命的成功,决不是仅仅需要一支武装大军,而是同时需要武装和建设这两路大军。在座诸位不必都投身于锋镝之间,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需要修建无数座桥梁,要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和一百万英里的公路。否则,中国的富强,中华民族在世界列强面前真正地站起来,都是不可能的。茅以升暗暗立下誓言:当一个中国的桥梁专家。

  他朝夕苦读,大学四年的总成绩名列全校榜首,并一年攻下硕士学位。毕业前夕,贾柯贝教授特意邀茅以升到寓所喝咖啡,请茅以升留校做他的助教。能被在学术界甚有影响的系主任点名留在身边,不但是一份许多人求之不得的殊荣,而且等于登上晋升教授的直达快车。然而,为了实现当年的誓言,他还必须学到造桥的全部真本领。他婉言谢绝了系主任的美意。教授完全理解面前的这个年轻人,他不但没有生气,还亲自推荐茅以升到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这个公司无论在桥梁工程的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实力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

  每天白天,茅以升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学习从绘图、设计到木工、钣金、油漆等各工种的造桥必需知识。晚上,他又赶到卡利基—梅隆理工学院桥梁系上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19年10月,茅以升30万字的博士论文《桥梁桁架之次应力》全票通过,他获得卡耐基理工学院首名工学博士学位。1919年12月,茅以升学成归国。

  归国以后,由于种种客观因素,他除了在任教的几所大学给学生讲造桥、教造桥外,实际接触桥梁只有两次:一次是在1920年南京下关惠民桥修建中担任工程顾问,一次是1928年参加济南黄河大桥的修理。直到1933年,机遇才姗姗迟来。

  1933年3月,茅以升接到时任浙赣铁路局局长杜镇远的电报和长函:“浙赣铁路已由杭州通至玉山,一两年后即可通至南昌;全省公路已达3000公里,正向各邻省连接。然而钱塘江将浙省分为东西,铁路、公路无法贯通,不但一省的交通受了限制,而且对全国国防与经济文化也大有妨碍。建设厅长曾养甫想推动各方,修建钱塘江大桥,现在时机成熟,拟将此重任,寄诸足下,特此转达,务望即日来杭,面商一切。”

  不几天,浙江公路局局长陈体诚也来信力劝:“我国铁路桥梁,过去都是由外国人包办的,现在我们有自己的造桥的机会,千万不可错过。”

  看了两位老同学的电函,茅以升迅即向学校请了假,直奔杭州。在与杜镇远、陈体诚两位老同学面商之后,他又去见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曾养甫在病榻上会见了茅以升,他快人快语:“经费我负责,工程你负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一定把桥造好。”

  早年,杭州人若讲起某件事情绝对办不成,便说:“除非钱塘江上架大桥。”原因有三:其一,钱塘江是一条凶险的江,上游时有山洪爆发,江流汹涌;下游常有海浪涌入,波涛险恶;若遇台风过境,浊浪排空,愈发势不可挡;倘提及钱塘江江潮,更是令人色变震恐,潮头壁立,高达五至七米,势如万马奔腾、排山倒海。其二,自古传说钱塘江无底,底自然是有的,可是既极深又有流沙。据测,沙层厚达41米,而且在激流冲刷下变化莫测,给打桩建桥造成极大困难。其三,从来无人胆敢一试。外国工程师们屡以妄言吓唬炎黄子孙:能在钱塘江上造大桥的中国工程师们还没出生呢!

  茅以升清楚地看到,在他面前横亘着一道道的艰难险阻,但他矢志不移:一定要为祖国造出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大桥。

  1933年8月,茅以升辞去北洋大学教授工作,南下杭州。虽然事先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真正动手干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困难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一开始,款项筹集问题就引发了浙江省、铁道部、外国银行、国内银行四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多组矛盾。虽然最后达成协议,把建成后的钱塘江大桥按贷款比例分别抵押,但这几对矛盾自始至终让茅以升这个搞工程的人无法安宁。

  茅以升到杭州后,发现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已作了一套大桥设计方案。华德尔时任中国铁道部顾问,叫他设计,他就不会反对浙江建桥,还可利用他的招牌筹款。茅以升迅即率领中国工程师们昼夜兼程,精心设计,很快拿出新的设计方案:双层桥,上层为公路,下层为铁路,造价510万。美方案是单层桥,中间铁路,两边公路,造价758万。两相比较,中方设计远胜美方。但开始只敢说是根据华德尔设计“略予修改”,经费落实后,才敢宣布“完全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

  1935年4月6日,大桥正式开工。头一个难题是打桩,要把长长的木桩打进厚达41米的泥沙层、站在江底岩层上才算成功。茅以升针对钱塘江的特殊水文地质状况,专门设计了打桩船的打桩部分,交船厂赶制。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特制的打桩船刚驶进杭州湾,就遭遇狂风巨浪,触礁沉没。茅以升亲自督工,赶制第二艘。

  在茫茫江面上,要把木桩准确打进江心预定位置,谈何容易?加之江心泥沙层其硬如铁,所以打桩极为困难。按计划总共要打1440根桩,而初期,一天辛劳只能打下一根。沉了一条船,工程又进展迟缓,社会上闲言碎语就多了起来;中外银行因担心贷款能否收回而表示不满;上层也给曾养甫施加压力,曾养甫找到茅以升,声色俱厉地说:“桥不成功,你得跳钱塘江,我跟你后头跳!”

  茅以升的母亲是个很有胆识的人,她听说儿子受到各种压力,风尘仆仆赶到杭州,亲自主持家政,以解儿子后顾之忧。她对茅以升说:“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唐臣(茅以升的字)造桥,也要经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那如意金箍棒,就一定能渡过难关!”茅以升心领神会。很快,他特制了江上测量仪器,解决了木桩定位问题。他以水治沙,用高压水枪冲开江底紧硬的泥沙层,打桩困难迎刃而解,一昼夜打了30根。

  1913 年茅以升在南京与家人合影(前排左为其父茅乃登,右为其母韩石渠,后排右三为茅以升)

  闯过打桩难关后,茅以升又采用“沉箱法”,攻克了在水流湍急的水下施工的难关;采用“浮运法”,利用江潮涨落巧妙地把几百吨重的巨大钢梁运到江心并准确安装在桥墩上。由于综合了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80多个重大难题先后被一一攻克。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这正是工程最紧张阶段。日本空军把大桥作为重要战略目标,多次狂轰滥炸。茅以升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岗位。

  1937年9月26日, 钱塘江大桥铁路桥在国家危难关头提前通车,及时缓解了战时交通的燃眉之急,为支援上海保卫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后又在很短时间里从沪杭线多辆,数以千万元计的物资抢运过江,单从经济价值讲,就超出了建桥投资的数十倍。

  公路桥刚竣工后的一个多月里,浙江省政府考虑到防空问题而不敢开通。看到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每天乘船渡江的难民逾数万人,省政府遂决定立即开放公路桥。11月17日,公路桥正式开通。这天,从早到晚,大桥上始终水泄不通,见证了钱塘江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南渡。很多杭州人特意在桥上来回走,尝到了“两脚跨过钱塘江”的滋味。然而,几十万过桥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脚下的大桥已经装埋了数以吨计的炸药!

  11月16日下午,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突然来找茅以升。他是南京工兵学院的爆破专家,奉命率部来执行炸毁钱塘江大桥的任务。茅以升看了对方出示的密令后,心痛不已。作为桥梁专家,他对军事失利时大桥必须炸毁的前景早已明了,而且在建造时早就在关键部位预留下装埋炸药的洞穴。深明大义的茅以升沉重地点了头:“造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但他坚持一条:不到日寇逼近,不准起爆。他亲自指导将炸药、引线日起,过桥列车一律不准在过桥时加煤添火,以防落下明火导致不测;并严加保密,避免引起过桥群众的惊恐。

  12月23日下午5 时许,日寇骑兵先头部队已到达北岸桥头。此时,随着一声轰然巨响,浓烟冲天,大桥被炸断。

  1945 年抗战胜利后,茅以升首先想到的就是尽快修复钱塘江大桥。当时,从重庆飞回南京上海的机票极为紧缺,他搞到一张机票后,立即起飞。之后他在南京、上海、杭州三个城市奔波往返,筹划班子,筹组经费,短时间内修复了因抗战而被炸毁的钱塘江大桥。

  1975年,在他指导下,屡经战争创伤的钱塘江大桥多次被维修保护。他把精心保存了40年的钱塘江大桥资料也全部献给国家。

  此后,考虑到进入老年期的大桥已无法承受日益繁重的运输量,茅以升多次向国务院提出尽快修建第二座钱塘江大桥,并提出详尽的建桥计划,促成了钱塘江二桥的建成。

  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的大型桥梁建设无不留下了茅以升的智慧和汗水,而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培育更多的高素质建桥人才,带出一支我国自己的建桥人才队伍。在他主持设计建造钱塘江大桥期间,他深入现场,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成熟的建桥队伍。

  抗战初期,唐山交通大学校园被日寇侵占,师生分散各地。茅以升在尚无任命的情况下,在各大报纸刊登《茅以升博士招生启事》。各地师生见报后奔走相告,迅速聚拢在他的身边。

  随着日寇的步步入侵,茅以升不得不率领全校师生一次次内迁。由武汉到湘潭,至湘乡,越过云贵群岭,抵达山区小县平越。每到一处,立即借房上课。经桂林时,敌机狂轰滥炸,不少学生行李付之一炬,茅以升让家属挤在一起,抽出离杭州前已受损失的自家行李,送给学生以避风寒。在平越建校时,他把借到的好房子先给教授和学生住,自己一家三代蜗居旧屋;反动军警要来抓进步学生,他以在铁道部门的威望,调来铁路警察,日夜守在校门,不准外人入校。

  抗战时期,很多有志报国的桥梁工程技术人员报国无门、谋生乏路,茅以升为此心忧如焚。经多方努力,他于1943年创建中国桥梁公司,他亲任总经理,一方面主持工程设计、培养骨干,一方面顶住责难,派人经商,收入用于贴补骨干们的生活费用,为祖国保存和培训了一大批桥梁工程精英。

  新中国成立后,由他培育的科技骨干成为祖国建设大型桥梁的中坚。仅国内而言,他直接或间接培养的栋梁之才就有武汉长江大桥总工程师汪菊潜、南京长江大桥总工程师梅旸春、副总工程师刘曾达、郑州黄河大桥总工程师赵燧章、铁道部大桥局总工程师王序森、世界跨度最长的云南长虹石拱桥总工程师赵守恒、南昌赣江大桥总工程师戴尔宾等。

  茅以升还有许多学生在海外为中华民族增光添彩。他任唐山交大校长时的高足林同炎出国后屡建奇勋。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原设“预应力混凝土奖”,因他而改名“林同炎奖”,这是美国最早的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科技大奖。

  在茅以升九十寿筵上的友人贺诗中,有“雄跨长江与大川,半出公门桃李间”之句,当为如实评价。

  茅以升的一生,为祖国建造了许许多多有形的和无形的大桥。他虽已溘然长逝,但他建造的座座桥梁,犹如道道彩虹,永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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